×用黑白胶卷拍摄的照片，已经冲扫出来两卷。第一卷的前几张照片，场景还远在从西藏坐青藏线回西宁的列车上。那个时候，手上这台巧思拍出来的照片，还静静的躲藏在胶卷壳里，等待着被冲洗，被我发现。

×第一卷Ilford Pan 400冲扫出来的结果挺让人失望的。构图、用光、对焦以及测光，都有很大的问题。我开始有机会清楚认识35mm这个焦段对画面的取舍以及黑巧思在弱光状态下的表现力（我偏执地认为Konica公司是在用1/250的快门设计来暗示顾客：这款机子更适合在各种敏感的光线下使用而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更重要的是，一张胶卷，将黑白摄影对于光源的强调、明暗对比的表现已经说明得明白透彻。

×也就是说，我原来使用数码相机拍摄那些糖水风光照时，所有对于我构成吸引的因素，诸如色彩、夸张的前景、各种符号等等，在黑白摄影中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丧失了意义。成就照片好坏的因素，变成了一道侧光、明暗的渐变、会说话的焦外、人物的表情甚至是画面的强烈基调。

×第二卷黑白照片，我主要用它来拍摄身边的朋友，多半是聚会玩乐的场合。因为我认为从拍摄熟悉的人开始，还算比较容易控制。而且，没有“在路上”的那种发现世界的惊喜状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肖像照片去还原甚至挖掘身边朋友的精神和性格特质，对我既是一种不简单的训练，也是一种安慰。

×拍摄这一卷胶卷的期间，我看了吕楠的画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并到天津美术学院看了他三部曲的完整展览。我大受启发。吕楠用15年时间完成的三部曲（《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1989－1990》、《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1992－1996》、《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1996－2004》），放在一起展览，才真正完整地表现了吕楠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探询，以及摄影师自身从混乱挣扎到平静安详的艺术创作心迹。

×很显然，到了《四季》，吕楠的足迹就不再是踏遍中国南北各地。他用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来提炼人生存的经典意义，取代一种田野调查似的纪实摄影方式。栗宪庭说《四季》像“一部伟大的日常生活史诗和交响乐”，我觉得形容得不确切。《四季》109幅照片都在寻求一种类似古典绘画和雕塑的经典结构，说明极简，避免戏剧性，就是一副古典主义的面貌。而且，吕楠拍摄《四季》过程中，总是聆听巴赫的音乐。这么说来，《四季》里照片均匀对称的构图、庞大而严谨的结构、元典性的内容场景（劳作和休息的群体和个体肖像）以及缓缓向上的精神追求（最后109号照片是一些背着木材往山上走的女人们，是一些向上走的背影），都应该像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和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样的独奏作品，而不会是交响乐。

  神山在上，我举步为梯

  河流的光，村庄的光
  五彩经幡涌向雪山，佛言中的光
  映照众生与岁月，也照亮我
  一颗透明的小尘埃

  我也是那个在河岸堆石头的人
  和在崖壁上画梯子的人
  天堂的阶梯，像我脚下的道路
  冰凉无染，默默不语

  牛羊回眸，悠然见我千年的童颜
  身上是黑色冲锋衣和灰的速干裤
  幸福如唐着袍衫清穿褂的古人
  小喘大笑，心无挂碍也无有恐怖

  这遥远的距离，我只为倒溯着
  像一块小石头回到大石头
  一片江河回到它的源流
  一朵花回到神的手心


：5月27日--6月12日，走川藏线、滇藏线和青藏线进出西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理想。

 上-下：Dalia,Hassan,Burcu

　　我还挂念着Dalia的那个摄影师男友。

　　第一次与Dalia和Burcu见面，正赶上Dalia要把认识了两个月的男朋友带给大家认识。年过而立、英俊、摄影师、迷人的笑，这是Tarik Ceyhun Erkan“（个人网站：www.tarikceyhunerkan.com）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后来在去王子岛的时候，他送Dalia和我们会合，早餐，仍然不大和我们交谈，仍然一脸礼貌而迷人的微笑。

　　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Tarik就给了我和Freeman一个下马威。掂量了一下Freeman的Leica M7，他问我们：“有暗房吗？”

　　后来，Dalia问我们对这个男人的印象如何，能和他继续交往吗。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很好啊，职业又好，人又帅。第二天去王子岛的时候，她才透过哈桑了解到我们的真实看法。那是我和娜佳窃窃讨论的，认为这个男人一定很花心，说不定是个花花公子。

　　我们只得一直圆说，摄影师就是搞艺术的，对于美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眼光云云。这说得通吧，不是吗？

　　真想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也希望姑娘能幸福。有点矛盾。

　　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头天晚上，天下起了小雨。Sultanahmet街区的鹅卵石路面变得湿滑，闪着微光。我们借着商店和餐厅的小房檐躲雨，往马尔马拉海边的住处下行。因为要提防滑倒，一路上走走停停。在雨中，我兴奋得像一个放学的孩子。

　　从英国来的伙伴是不大能体会我这种求雨若渴的心情的。当关于英伦气候的阴霾记忆又困扰他们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忙着热烈抒情的人。

　　奥罕·帕慕克说：“冬天来伊斯坦布尔吧，那时候城市里没有太多的游客。然后，到他们不会踏足的偏僻街道走走吧！”“有雪更好。伊城覆雪的时候，便是最适合唤起那伟大而忧郁的呼愁（huzun）的时候。呼愁是伊斯坦布尔献给人类的一个最伟大的礼物。”

　　允许我毫无意外地搬出这位土耳其作家。中国读者对于他《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的热爱远甚于他的任何一本小说，这种偏爱的后面是他们对这座历史名城的好奇和想象在起作用。当然，还加上一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气。

　　但我相信，他对呼愁那强烈的、文人式的挚爱和歌颂，基本上源自他上世纪50年代童年时期开始一路养成的浪漫主义乡愁。如果说它在每个伊斯坦布尔人心里曾经有过灵犀呼应，那也无法阻止它沦为一种消逝中的集体式情绪。这一点，大作家没有告诉我们。

2.

　　从奥罕·帕慕克的童年时期，即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土耳其就同美国建立起稳固而紧密的关系，52年加入北约，在整个冷战时期，站在西方阵营同苏联对抗。 60年代至8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局势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并经历了三次军事政变。80年代起的经济自由化改变了土耳其的面貌，并启动了整个国家持续的高速发展。2005年正式开始加入欧盟谈判。

　　 这是对历史的一种简单而抽象的描述。对于我这样的游客，走进这个国家的体验则具体而直接。在伊斯坦布尔时，我在给Antonis的信里写道：伊斯坦布尔有其他任何中东国家城市所没有的欧洲式景观和城市交通系统。

　　下飞机，出阿塔图克机场，花1.4里拉买一个Jeton币坐轻轨（light metro）到橄榄角（Zeytinburnu），然后换乘地面有轨电车（tram），还是一Jeton，就可以一路向东开往Sultanahmet站。如果住在塔克希姆（Taksim）广场附近，就继续坐下去不要下，有轨电车会带你经过金角湾的艾米诺努（Eminonu）港口，上加拉塔桥（Galata Bridge），然后到达终点站卡巴他什（Kabatas）。然后，再买上一个Jeton，换乘来回只有一站路的地下缆车（Funikuler），以大约 20度的斜角向上直达塔克希姆。

　　有轨电车在Sultanahmet附近穿行的时候，街道两边商店的摆设陈列从车厢里看出去仿佛触手可得，餐厅玻璃柜台上的菜色也近在咫尺鲜美可餐。伊斯坦布尔有轨电车和城市生活的这种亲密关系，让我欣赏不已。连接塔克希姆和隧道口（Tunel）穿越步行大道（Istiklal Caddesi）的古董有轨列车（old tram），在来往之时会伴随有叮呤呤的铃铛声，在商业大道络绎不绝的行人海洋中拨路前行。一旦有市民游行，这列古董列车车头常会搭挂几位昂首摇旗的伊斯坦布尔青年。

3.

　　欧洲，并不是伊斯坦布尔人的热门话题。

　　作为横跨亚欧大陆的唯一一个城市，伊斯坦布尔在公元330年被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最先选为帝都，起名“New Rome”。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在精心设计且长达53天的包围战中攻克了这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接下来，它既经历了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灿烂的黄金时代，也见证了奥斯曼荣光逐渐褪去的过程。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最后阶段，它又重新被欧陆风吹拂，在建筑样貌、艺术风格、生活习惯等等诸多方面受到欧洲风格的深刻影响。

　　而今，土耳其政府义无反顾地要加入欧盟。这个谈判过程从一开始就显得漫长而艰苦。

　　我们的导游哈桑与我同龄。加不加入欧盟，他毫无所谓。他一边带我们爬陡坡操近道去吃早餐，一边抱怨加入欧盟对土耳其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他并不喜欢一些欧盟国家，尤其是东欧一些经济实力和国家体系都劣于土耳其的国家在土耳其入欧谈判上要求甚多。而且土耳其人不必要去过欧洲人那么高物价的生活。

　　哈桑说：“他们要求我们承认说我们以前干过一些坏事，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做过那些事。土耳其没有必要为了入欧做出退让。”他不想多说，我也忍住不顺势问他塞浦路斯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事情。

　　这是年轻的土耳其人，没有历史负担，活得自信、从容、幸福。所以我才怀疑起奥罕·帕慕克的呼愁。4月23日，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日前一天，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达成了一项改善关系的路线图。环球范围内务实而狡猾的政府都是跳过棘手问题来谋求最大利益，而深刻的变化则悄悄地在人民的群体记忆和心理结构上持续发生。

4．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喜欢伊斯坦布尔的理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

　　娜佳眼里的伊斯坦布尔是东西方优点兼具的地方。这是她第二次来到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既有东方老式的脉脉温情，也有西方的热情浪漫的地方。或者说是既有东方人对传统宗族的眷恋，又有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品质的追求。”

　　和Senlik两姐妹一起吃海鲜的那个晚上，她和我们讲起这个观感并举了两个例子。一天前，哈桑带着他的两个朋友Dalia和Burcu与我们为伴，一起游王子岛。那天是希腊东正教徒过复活节的日子，从王子岛返回的时候，大轮船载满一船去王子岛过节的土耳其人。人群错落而坐，座位相邻的陌生人彼此问声好，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和年长的老头老太太们也能随坐随谈，亲切交流，其乐融融，实在为别的大都会里少见的现象。

　　另一个例子和同船的这三个人有关。哈桑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或许是父亲酗酒的不幸经历让他更虔诚），到点一定去礼拜，滴酒不沾；而Dalia和Burcu这两个女孩呢，虽然也是穆斯林，但毫不介意和我们一起喝酒。三人保持着一种非常默契而且亲密的关系，聊天的话题也百无禁忌。

　　伊斯坦布尔人对于这种中国视角的观察和结论显得有些意外。Senlik家的大姐Ayse思考了一下，给出了一个答案：“这并非我们刻意，实在是因为我们并没意识到个中差别。”

　　看起来，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之初所播撒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理想的种子，已然长成树木，落英于伊斯坦布尔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但是，这个过程在开始阶段非常艰难。”Ayse和她丈夫异口同声地补充。那又是一段不堪回顾的历史，尤其对于土耳其国内库尔德人这样的少数族群而言。

　　而今的土耳其人，且拿伊斯坦布尔人而言罢，在我们眼里是那样温文尔雅、礼貌得体，相较其他中东国家的人民，显然能够看到具有现代精神的国民性在数十年时间当中的养成。这一点，大大改变了我原初通过阅读土耳其历史所体会的反感印象。